一起读史记之越王勾践世家下

在上文中我们几乎通过一整个文章篇幅讲述了有关越王句践灭吴复仇的故事，了解了句践与其臣属是如何忍辱奋斗、勠力合作，实现逆袭翻盘的胜利。现在我们接着句践君臣所创下的辉煌继续越国其后的历史延展及陶朱公范蠡个人之传奇事迹。按太史公记载，就在句践跃升霸主之际，范蠡却突然辞官离开，他先是变化名姓到了齐国，接着便从齐国写信给大夫文种。在这封信中，范蠡以“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极力劝阻文种离开越王。文种见信后自觉有理，于是就此称病不再上朝。可即便文种有意避祸，这祸还是从天而降。正当文种准备在家颐养天年时，有人却以此诬陷文种所以避居家中是在密谋发动叛乱，越王句践偏听偏信，竟派人赐给文种一把剑，并以“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为由逼迫文种自杀。好一个“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何等残忍之心才能说出此等忘本负义、阴毒狠辣之言。前文我们还在高调颂扬句践与一班贤臣的勠力同心，称其为君臣遇合的传世佳话，现如今，美好佳话却转眼沦为人间丑闻，这人性之复杂难测又何能言说？何能言尽？前有伍子胥含恨而死，后有文种蒙冤而去，自古究竟多少忠臣义士死于非命？命运安得如此造化不公？能不令人唏嘘哉！

按，有关范蠡致信文种及文种受死一段，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其一，范蠡信中所劝文种之言，不同史籍有不同版本，如《韩非子·内储说》云：“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文子·上德》篇云：“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盖当时已有此语，范蠡引之，后人则多辗转称述，故有此种语异意同。其二，有关句践赐死文种时的说辞，史公载为“子教寡人伐吴七术”，而《越绝书》《吴越春秋》并曰“取国九术”。《正义》引《越绝书》云：“九术：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荧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尽其财，以疲其力；六曰贵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利；九曰坚甲利兵以承其弊。”今引为各位读者作旁出了解。

其后过了若干年，一代霸主句践也随着淹没于历史长河，其子鼫与随即接替继位。按，有关句践去世时间，太史公并未明载，《索隐》引《竹书纪年》曰：“晋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粤子句践卒，是为菼执。”按，晋出公十年相当于周定王四年，即前年。而杨宽《战国史表》系句践死于晋出公十一年、周定王五年，即前年。又，有关鼫与其人称谓及在位时间，《索隐》引《纪年》云：“於粤子句践卒，是为菼执。次鹿郢立……。”则谓鼫与为“鹿郢”。而杨宽表则谓鼫与为“与夷”。另外，杨宽与《纪年》同称鼫与在位六年。

鼫与之后又历不寿、翁、翳、之侯四代至无彊。按，有关鼫与之后、无疆之前的四代越王，太史公仅此一笔带过，现依其他史籍及后人研究对此四君相关情事作一些补充。王不寿，《索隐》引《竹书纪年》云：“不寿立十年见杀，是为盲姑。”杨宽表亦称不寿在位十年。王翁，《索隐》称“朱句”，并曰：“《纪年》：‘於粤子朱句三十四年灭藤，三十五年灭郯，三十七年朱句卒。’”杨宽表亦称王翁在位三十七年。王翳，《索隐》引《纪年》云：“翳三十三年迁于吴。”按，此所谓“迁吴”者，乃自琅琊南迁姑苏。蒙文通对此时越王迁都之举评价说：“是时越已有‘死虎’之喻，明其国势已不如往昔之盛矣。虽迁吴未必即弃琅琊，然已不能纵横淮、泗间则无疑也。”杨宽表称王翳在位三十六年，与《纪年》同。

王之侯，《索隐》引《纪年》云：“（王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咎弑其君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吴人立子错枝为君。明年，大夫寺区定粤乱，立无馀之。十二年，寺区弟忠弑其君莽安，次无颛立。无颛八年薨，是为菼蠋卯。”并以为“王之侯”即“无馀之”。若按《纪年》所云，则王翳之后尚有诸咎、错枝，其后才是王之侯（无馀之），而无馀之以后无颛即《越王句践世家》之无彊。然今人杨宽则不以王之侯与初无馀之、无颛与无彊为同一人，其表称王之侯在位之年为前年，在王之侯下尚有初无馀之，在位十三年，初无馀之下又尚有无颛，在位十八年，其后才是王之彊。

综合而言，按《纪年》，则句践以后之越国世系为鹿郢—不寿（盲姑）—朱句—王翳—诸咎—错枝—初无馀之—无颛（菼蠋卯）；按《越王句践世家》，则为鼫与—不寿—翁—翳—之侯—之彊；按杨宽，则是与夷（前至前）—不寿（前至前）—翁（前至前）—翳（前至前）—之侯（前）—初无馀之（前至前）—无颛（前至前）—无彊（前—前）。其中，鹿郢、鼫与、与夷为同一人，朱句与翁亦为同一人。

现在，我们仍回归史公叙次，讲述越国末代君王无彊之相关故实与越国最终之结局走向。按太史公书，在王无彊执政期间，其为能实现与中原诸侯争强争霸的政治目的，曾下令越国兵分两路，一路向北讨伐齐国，一路向西进攻楚国。可后来到了楚国威王当政时，越国就弃楚伐齐，改而专门攻打齐国。面对越国的紧咬不放，齐威王深知若选择在战场上与越国继续硬碰硬，齐国不仅占不了上风，反而会让齐国国力越来越虚疲，可如果能想办法将矛盾转移，就比如通过一番巧辞游说越王集中火力去转头攻打楚国，兴许能让齐国在不再损耗兵卒的情况下得到保全。想到这，齐威王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他立马派人前往越国，并由使者代表自己与越王开启了一番“苦心”游说。

话说这齐国使者一见到越王，就用一种满是遗憾的口气向越王分析起越国放弃攻打楚国的重大弊端以及越国所以不敢攻打楚国的原因。按照使者的说法，越国不去征伐楚国，那是相当愚蠢的，越国这样做往大了说不利于其称王，往小了说不利于其称霸。而越国所以舍本逐末，放着大买卖不做，恐怕是因为没有得到韩、魏两国的支持。说到这，使者又自顾自地为越王分析韩、魏两国对越国持有的真实态度，使者认为，韩国和魏国并不会帮着越国去攻打楚国，毕竟韩国要是去攻打楚国，一旦失败，韩国损兵折将，它的叶邑（在今河南叶县南）、阳翟（即今河南禹州，韩国初建时期的都城）就很危险；而一旦魏国失败，魏国的陈邑（即今河南淮阳）、上蔡（在今河南上蔡西南）也同样不安全。因此这两个国家同越国友好，不过是为了求得自身不致损兵折将而已，实际上并不会为越国效一点汗马之劳。

听了使者此番分析，越王并不买账，他回应使者说越国从来没有指望韩、魏二国为自己出兵作战，越国所希望的不过是魏国能把军队集结在大梁城下，同时希望齐国能在南阳（《索隐》曰：“此南阳在齐之南界，莒之西。”）、莒地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并把军队驻扎在常邑（在今山东滕州东南）、郯邑（在今山东郯城北）边境，这样楚国方城（山名，亦邑名，在今河南方城东北，当时为楚国北部要塞）以外的军队不能南下，淮河、泗水一带（约当今安徽宿州、江苏泗洪等一带，当时为楚之东北界）的军队不能东移，商邑（在今陕西商洛商州区东南）、於邑（在今河南内乡东）、析邑（即今河南西峡）、郦邑（在今河南南阳北）以及宗胡（楚邑名，地址不详）一带，并夏路以西（即今河南西南部临近陕西的一带。按，夏路以西及上述商、於、析、郦诸邑，皆临近秦国）的楚国军队，就不足以防备秦国，而江南、泗水一带（《正义》曰：“江南洪、饶等州，春秋时为楚东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时楚北境也，二境并与越邻。”）也就无法抵抗越国了。这样一来，齐、秦、韩、魏都能从楚国得到好处，尤其是韩、魏两国不用打仗就能分得土地，不用耕作就能得到收获。只可惜现如今韩国、魏国放着好处不要，而把兵力消耗到黄河、崤山一带去听齐国和秦国使唤。因此越国所以不能称王称霸，不是因为韩、魏二国不能帮越国攻打楚国，而是它们本身做出了错误决策，以致影响到了越国。

我们看越王说了这么一大通，无非就是表达自己想要利用韩、魏两国帮助越国分散牵制楚国兵力的意图，而这正好为使者提供了借题发挥的话柄。因此齐国使者在听完越王解释后，先是直接劈头盖脸地讽刺起越国没有灭亡真是侥幸，接着又说像用眼睛看东西一样的聪明智慧没有什么可贵，因为眼睛可以看清毫毛那么细的东西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这就像越王能看清韩、魏两国的失算，却看不清越国自己的错误，如今楚国的兵力明明已经分散了，又何必再去期待韩、魏二国。见越王听完后仍旧表现得不明所以，使者又接着做出进一步解释。盖当前楚国的三个大夫（具体人、事不详）已经兵分九路，北上包围了曲沃（在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西，当时属魏）、於中（在今陕西与河南交界的商洛以东、内乡以西，战国时属楚，此时属秦），战线向南一直拉到无假关（钱穆曰：“当与陉塞、黾阨相近。”按，“陉塞”也称“黾塞”即今平靖关，在河南信阳南，当时为楚之北境），全长三千七百多里，而楚将景翠统率的军队则向北集结于鲁国与齐国南阳的边境。可以说，楚国的兵力已经相当分散了。

说到这，使者再次故作痛心地叹息越王只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亦即只知楚与韩、魏相攻是其“力分”，而不知楚现在之攻曲沃、防无假、备齐鲁已经是“力分”了），不能抓住时机进攻楚国，白白错失了称王称霸的机会。末了，使者又补充说犨邑（在今河南鲁山东南）、庞邑（钱穆曰：“疑乃‘不羹（音郎）’之合音。”西不羹在今河南襄城东南，东不羹在今河南舞阳西北）、长沙（或谓今河南郾城南有大激河，亦名“大沙河”，长沙疑即称此）都是楚国的粮食产地，而竟泽陵（在今湖北潜江西北）则是楚国的木材产地，越国只要能派兵打通无假关，这四个地区就不能再向楚国输送粮草物资。如此一来，越国即使不能图谋称王，至少还可以称霸，可倘若连称霸都做不到，那越国就真的太失策了。

不得不说齐国使者确实是深谙游说之术，他自始至终都在引导越王将其所以能够图谋称王称霸的决定因素设定在了对楚战争上，通过抓住越王想要争强的心理与对当前越、楚形势做出的煞有其事的研判，使越王最终相信越国只有去攻打楚国才能实现争强目的，且只有充分抓住当前时机才能卓有成效地打败楚国。其后越国果真放弃攻伐齐国，而转为进攻楚国，楚威王为此起兵迎战。然而几场大战下来，楚国非但没有像使者分析的那样因为兵力分散而实力减弱，反而以强劲势头很快碾压战胜越军，并杀死了越王无彊，全部占领了过去吴国的全部地盘一直到浙江一带。势如破竹的楚军在收拾完越国后，接着又北上在徐州打败了齐国。齐国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处心积虑转移矛盾，结果竟为自己招来更大祸患，真乃人算不如天算。

而越国在瓦解之后，越王家的子弟们开始争立，他们有的称王，有的称君，散在海边各地，全都成了楚国的附庸。按，史公称越诸子弟“滨于江南海上”，黄以周据此考证曰：“盖谓自此避居浙江会稽，会稽本近海也。或者因此谓是时会稽已失，滨在台州临海地。考之《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以弱弓说王者，曰‘王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于越之会稽’，是越之会稽至楚顷襄王时犹未失也。其失会稽在秦并楚之后。故《秦纪》云：‘定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也。王无彊虽败，而浙东为越故土仍未失。《世家》云‘楚取故吴地至浙江’，斯言本不误也。”今引为读者补考。其后过了七代，越国子嗣传到了闽君摇，他积极协助诸侯们灭秦。汉高帝刘邦即位后封他为越王，让他接续越国的衣钵。东越、闽君都是闽君摇的后代。

按，有关无彊上位后之史事记载及越国后裔相关情况，也有几处需要修正说明。首先是史公系越王无彊伐齐及齐说无彊伐楚一事之背景为楚威王与齐威王时（原文曰：“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然杨宽以为楚威王当作楚怀王（楚威王之子，前至前在位），而齐威王当作齐宣王（齐威王之子，前至前在位），并详加解释说：“《越世家》所载齐使游说楚王之语，乃楚怀王十六七年之形势，所谓‘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曲沃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南，正当函谷关东北；於中在今河南西峡县东，正当武关以东。楚发大军围攻曲沃、於中，目的在于解除秦从函谷关与武关向外进攻之威胁。所谓‘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用以巩固楚之北方防守，以备向韩、魏进攻。此皆楚怀王十六七年间事，景翠乃楚怀王时之相国，统兵作战在楚怀王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可见此乃楚怀王时事，与楚威王无涉也。”而楚怀王正与齐宣王同时。

此外，杨宽还考证楚灭越在楚怀王二十三年（前），其曰：“楚怀王二十二年，秦昭王即位，时昭王年少，宣太后当权。宣太后楚人，欲与楚修好，楚才得以全力攻越，因于楚怀王二十三年灭越。怀王自十九年开始谋伐越，至二十三年完成，前后正五年，可知《韩非子》所载‘王使邵滑于越，五年而能亡越’，属实……”而黄以周却以为楚灭越在怀王二十二年（前）。

其次，史公又系“北破齐于徐州”于楚灭越后，实则其事在楚威王七年、齐威王二十四年，即前年，距离楚灭越已二十七年，是史公误书于同一处。对此，黄以周有论证说：“遍考秦、汉古书，楚围徐州之年，并无三大夫围於中、景翠围南阳事；《楚世家》《年表》书楚围徐州，并不书楚之败越、灭越，是司马氏不能无疑也。楚之败越、杀王无彊，当在周赧王八年，为楚之怀王二十二年。时秦攻宜阳，兵罢于韩，与楚和亲，而越适乱，楚遂乘而灭之。其明年，齐馈楚书劝楚为纵，而楚臣昭睢有‘王虽东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秦破宜阳，韩犹事秦’之语，皆就当日事情规戒其君，则楚之得故吴地在怀王二十三年前，当秦拔宜阳时可知矣。旧史知败越在秦拔宜阳时，而楚围徐州之年亦适有秦拔宜阳之事，故牵连而及，而不察其违也。”

最后，史公言越国覆亡后七代（蒙文通曰：“说摇为‘七世’，应为‘十世’之误。”）闽君摇协助诸侯灭秦，汉高祖刘邦因此封他为越王，又说东越、闽君都是闽君摇的后代。然据《东越列传》，汉王刘邦与项籍争天下之际，同为句践后代的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两人均为驺姓，秦统一天下之后，曾废他们为君长，并以其地为闽中郡）皆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前），刘邦又立无诸为闽越王，统闽中故地，至孝惠三年（前），才又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在今浙江温州，一说在今福建建瓯东南），号为“东欧王”，即刘邦封无诸，惠帝封摇，非史公所言“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此外，据《东越列传》，史公所言东越乃指东越王馀善，闽越王无诸的次子，闽越王郢之弟。汉武帝初年，闽越进攻南越，汉出兵平乱，馀善杀其兄降汉，被汉武帝封为东越王。而史公所言闽君是为繇君丑，其为闽越王无诸之孙，其父郢因抗汉被馀善所杀，繇君丑因没参与其父之谋，被汉武帝立为越繇王，以奉其祖祀。故此东越王馀善及越繇王丑皆越王无诸之后，而本文称其为“闽君摇”之后，两处抵忤。

有关越国兴衰事纪，史公至此已作终结，接下来我们将要跟随史公笔触进入到范蠡个人的传奇讲述。按太史公书，范蠡奉事越王句践，历尽艰辛，勠力奋斗，与句践一起苦心谋划了二十多年，终于灭掉了吴国，报了当年的会稽之耻。其后范蠡又发兵北渡淮河压倒齐、晋，对中原各诸侯发号施令，打出了尊崇周王室的旗号，句践因此成了霸主，而范蠡自己也因着做了越国的上将军（当时将军之最高者）。按理说，此时的范蠡正达到了人生最巅峰最辉煌的时刻，此时的他对人生应是最志得意满、最豪情万丈、雄心勃发，对未来充满更高希冀的，所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是也。然而回国后的范蠡却一反常理常情地忧心焦虑起来，他感到自己的名声太大了，盛名之下其实很难长久地平安无事，而且他也看出句践这个人只能同患难，而不能共安乐，因此此时的范蠡乃做出了常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以“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惩罚）”写信向句践告辞。

看着身边的大功臣想要离自己而去，句践自然不舍，他深知范蠡是难得的人才，自己日后称王称霸必定少不了要靠范蠡之力，于是为能留住人才的句践半哄半吓地对范蠡说：“我准备把国家分一半给你。如果你不听命，我将严厉地惩罚你。”本以为范蠡听到后即使不为利益所动，也会因畏罪退缩，可不想此前还对自己忠贞不二的范蠡此时却像变了个人似的，非但没有就此屈服，反而硬气十足地公然表示：“您可以发号施令，我也可以按个人意志行动。”其后就头也不回地带上便于携带的宝物珠玉，和自己的亲信仆从乘船渡海，一去不复返。看着潇洒离去的范蠡，句践也是无可奈何，他只能把会稽山划出来，将其作为范蠡的封地。按，有关句践化会稽为范蠡封地一事，《国语·越语》于此云：“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无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可详见当日情状。

这边句践眼睁睁看着范蠡离开，另一边范蠡乃漂洋过海来到了齐国。到了齐国后的范蠡即改换姓名，自称鸱夷子皮（《索隐》曰：“范蠡自谓也，盖以吴王杀子胥而盛以鸱夷，今蠡自以有罪，故为号也。”《正义佚文》说略同。按，韦昭云：“鸱夷，革囊也。”范蠡盖取其能张能卷、能屈能伸之义。或谓范蠡并无改名事，乃司马迁误说），并开始在海边耕作，父子几人辛辛苦苦，齐心协力创置家业。很快，范蠡就靠着勤劳积累了几十万的家产。而齐国人听说范蠡很有才能，于是就延请范蠡做了齐国宰相。可不久，范蠡又因“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交回相印，辞去相位。此外范蠡还把全部家财散发给了朋友乡亲，只带着一些贵重珍宝，悄悄离开齐国国都。随后范蠡来到陶县（在今山东定陶西北，春秋时属宋，战国时属齐）住了下来，而范蠡所以选择陶地，盖因其认为陶县地处天下中心，贸易往来的道路四通八达，在这里经商肯定可以发财。

来到陶县后，范蠡开始自称陶朱公，父子几人重新在陶县耕田放牧，与此同时，他们还囤积居奇，观测行情，买进卖出，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没过多久，范蠡父子又积累起了数亿的家产，至此，天下人都称范蠡为“陶朱公”。陶朱公在陶县一边发家致富，一边也在传宗接代，按史公记载，朱公住在陶县时，又生了一个小儿子。后来这小儿子长大，而朱公的二儿子却因为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国都。而朱公认为虽然杀人偿命理所应当，但富贵人家的儿子不能因此被处死在街头，于是他就让小儿子去楚国相机活动、打点。可就在朱公为小儿子准备好黄金千溢装进麻袋并放置牛车，即将打发小儿子上路时，大儿子却突然出来坚决请求让他去。面对大儿子的请求，朱公却不为所动。大儿子见此便说：“家里的长子被称为一切家务的总管，现在弟弟犯了罪，您不派我去搭救，却派小弟去，这说明我没出息。”说完就要自杀。一旁的母亲即朱公夫人看到大儿子寻死觅活，赶紧为其向朱公请求说：“即使派小儿子去也未必能救老二命，反而先白白地死了老大，这是何苦来呢？”朱公眼见一家子闹腾得厉害，不得已只能改派大儿子前去，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自己的好友庄先生，同时嘱咐大儿子说到了楚国就把千金送到庄先生处，听凭他随意处置，千万不要和他发生任何争执。带着父亲的嘱托，大儿子心满意足地出发了，出发前，他又私自带上了几百金。

经过一番舟车劳顿，朱公大儿子来到了楚国，由于庄先生住在城墙脚下，所以朱公的大儿子拨开高高的野草才到了庄先生家门口。虽然庄先生家门寒酸捡漏看着不像有能耐的人家，但他还是按照父亲的嘱托给庄先生呈上了书信，送交了千金。庄先生得到嘱托后便交代朱公大儿子赶紧回去，千万不要在这里停留，且若到时弟弟被放出来，也不要问他是怎么出来的。大儿子收到回复后于是就离开了庄先生家，并没再去过，可他却没有就此离开楚国返家，而是私自留在了楚国国都，并用他私下带来的那另外几百金去贿赂楚国当权者。盖朱公大儿子虽然明面上完成了父亲嘱托，但他看那庄先生实在穷困，其实内心很不相信庄先生能救出自己的弟弟，因此他决定不听庄先生劝告另外谋划救弟事宜。

朱公大儿子并不知道的是那庄先生虽身居陋巷，却以廉洁正直闻名楚国，自楚王以下都尊他为师，所以庄先生要想去营救范蠡的儿子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另外，当日庄先生也并不想接收朱公大儿子送来的黄金，毕竟庄先生素来清廉，自不能有损气节，因此那日仓促收下后他就嘱咐他的妻子不能去动用这笔金子，等事情办好后再退还给朱公以表信义。只不过朱公大儿子不知道此中内情，以至于以为他对于救弟弟不会有什么办法，且不免疑其靠卖弄关子以贪图金钱，所以才有了改图救弟的打算，殊不知庄先生早已对此事成竹在胸且很快行动起来。话说就在庄先生接受朱公请托后不久，庄先生就找机会入宫面见楚王，并对楚王说道：“现在某颗星处在某个位置，对楚国不利。”楚王一向信任庄先生，所以在听闻庄先生不祥预言后不禁大惊失色，并赶紧询问有何破解之法。这时庄先生乃悠悠道出只有施恩于人才可免除灾害。楚王一听，这不好办？于是就立即派人把钱库封了起来。

楚王这边刚下令封锁钱府，那边接受了朱公长子财物的楚国权贵便赶紧报告范蠡的长子说：“大王马上就要大赦了。”朱公大儿子不明所以，便追问此人有何证据。权贵乃透露玄机说每回大王要大赦前总要把钱库封起来，昨晚大王又派人封钱库，这就表明大王又要大赦了（按，《集解》曰：“钱币至重，虑人或逆知有赦，盗窃之，所以封钱府备盗窃也。汉灵帝时，河内张成能候风角，知将有赦，教子杀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类也。”）。这朱公长子听了权贵预测，以为这是楚王自行开恩，因此他的第一反应竟不是为弟弟将被释放而高兴，而是心疼起千金重礼白白地送给庄先生。朱公长子越想越不舒坦，越想越觉得没有必要白白浪费这个钱，于是就又去了一趟庄先生家。而庄先生看到朱公长子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不觉大吃一惊，他问朱公长子怎么还没离开。朱公长子于是回答说自己一直都没有走，当初自己因二弟的事而来，现在二弟马上就会自行被赦出狱，所以自己这是来特意向先生辞行。庄先生何等智慧人物，他又岂会不懂朱公长子的弦外之音，因此待朱公长子话音落地，庄先生就让朱公长子自己到屋里拿回金子。朱公长子看金子要回的如此顺利，不觉暗自高兴起来。

然而就当朱公长子为自己既能平安带回弟弟又挽回千金损失而高兴时，庄先生却觉得自己这是被年轻人戏耍了而感到大失颜面，气不过的庄先生为此又进宫去面见了楚王。这庄先生一见楚王，就故意编造说：“我前些天说过某星处某地的事，大王也准备用施恩百姓的办法来应对天意。可是今天我出门，却听见路上人们都说陶县富翁朱公的儿子因杀人被关在楚国，他们家里用重金贿赂了大王的亲信，所以大王不是为了体恤楚国人而大赦，只是为了要赦免朱公的儿子。”楚王听了不由大怒，毕竟自己虽称不上有道明君，但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什么朱公的儿子就大赦呢？火冒三丈的楚王于是当即下令立即把朱公的儿子论罪处决，直到第二天才下了大赦令。庄先生翻手救人，覆手杀人，人性好坏有时竟难定论，而命运的无常也于此再次得到验征。当然朱公包庇儿子为儿子掩过逃罪本身就不正当，如此结果也算是天道好轮回。就这样，朱公的大儿子为自己愚蠢只能载着他弟弟的尸体回家了。

到家后，他的母亲和邻居们都很悲伤，唯独朱公笑着说：“我早就知道老大去了一定会断送他二弟的性命！他不是不爱他的二弟，只是因为他舍不得钱财。他从小跟着我一起受过苦，知道谋生的艰难所以舍不得弃财。至于老三，自出生就只见到我的富贵，乘坚车、驾良马、打猎追兔子，哪里知道钱是怎么来的，所以随便挥霍，从不吝惜钱财。当初我之所以要派他去，就是因为他能弃财。而老大不能弃财，所以最后断送了他二弟的性命。这也是事理所在，不值得难过。我早就日夜盼着老二的尸体回来了。”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为朱公之言惊讶得一时语塞。盖朱公早就知道其长男前去必将断送其中子之性命，但其为了表现自己的先见之明还是派出长男前往，最终致使中男送命。如此荒诞无稽、不合常理的情节引起了后世诸多学者的质疑，再加上前文那个朱公所托之庄生，仅仅因为不愤于自己“为儿子所卖”，竟不顾交情，致朱公中子于死地，如此偏激狭隘，完全不称其“以廉明闻于国”之声名，此若非出自史公编造，如何能教人信服？故此后世学者多谓此事不可信，是妄诞的小说家言，认为此乃史公好奇博彩，而后世因爱其文，传诵不衰，遂为信史。

既然朱公为证其料事如神而葬送中子一事是为虚妄，那史公前文所尽情编排的朱公于功成名就之际激流勇退，先是在齐国致富拜相，后又舍弃相位、散尽家财，换到陶地重头再来，结果又成为大富翁之传奇经历，是否就完全属实？还是说也是出于史公的天才创作？其实，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得回到范蠡这个人物身上，范蠡此人在《越世家》中是作为一个辅佐越王勾践致霸的重头人物出现，但如此重要的人物却不见于《左传》，亦不见于《国语》之《吴语》，在《越语上》中也只一般的提到，在《越语下》才开始专门铺叙范蠡。而在《越语》中，范蠡的结局至“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就宣告终结，并没有如史公那般还有传奇后传。而再追究《越语下》所以会出现范蠡功成身退、潇洒离去的形象，又与《越语下》成书前后其时盛行的黄老思想有莫大关系，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越语下》其思想言论正与马王堆出土的属黄老学派的《黄帝四经》相同，由此可以推知当时作者塑造《越语下》中范蠡形象时正是奔着黄老思想去的，所以才会出现韵味深长、富有神秘感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结局。

但到了太史公手上，其已经不满足这种戛然而止、引人遐想的开放式结局了，太史公非常希望能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表现在范蠡身上，按耐不住地要把人物所有的才华展现出来，这种愿望甚至到了可以不顾人物形象是否存在矛盾的地步。太史公在《越世家》中所创作的朱公故事大概采自《越语下》之后的民间传闻，这些民间传闻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史公的创作需求，范蠡的事迹在史公笔下不断地得到塑造，不断地得到丰满，以致后来成就了我们所看到的“天才”朱公。因此，史公笔下的朱公形象及相关事迹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更多的只能将其作为民间文学故事来读，而不能作为一种信史。清代姚苎田曾针对朱公事迹评论说：“范蠡既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又云‘久处尊名不祥’，而终不肯一丘一壑，逸老终年；舍富而更求富，避名而别成名，是何其好劳而恶逸，知散而仍不忘聚耶？岂真其才有余终难静息，如千里之骥不行则病，白泽之兽得球乃乐，古为是纷纷者耶？呜呼，吾不得而知之矣。”姚说可谓相当中肯，很是能够敲打朱公相关传奇的真实性。

再连累而及，史公于前文所述范蠡致书文种及文种受死一事，因《左传》本无范蠡其人，所以无所谓文种为句践所杀，而《国语》虽有范蠡，但并无文种受死之相关记载，故而此段文字亦很有可能是史公独家创作。许是史公将汉初刘邦、吕后大肆迫害功臣的现实政治的影子，附加到了句践、文种、范蠡等人物身上，他在创作这一情节时所联想到的应该正是汉高祖杀功臣的那一幕幕惨剧。倘若此为实情，则前文批判句践之言也应得到纠正。总括而言，在《越王句践世家》一篇中，有关范蠡本人及所有相关事迹活动，我们一般将其作为史公之文学创作看待，是史公为投射现实政治、个人情感及观念而进行的角色设定及增文发挥。其实很多历史文献中都不乏这种创作，历代史作家为了让某段历史或某位历史人物更为丰富饱满，往往会采用一些未加证实的民间传说，甚至会将自身的一些经历乃至现实影子转化为历史记载。如此虚实相参的作品往往令人真假难辨，再加上长年累月的传诵及后人不断地赋予内涵及解说发挥，人们很容易忽略其作为史实的合理性，而津津乐道于其故事本身、人物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看到听到的很多所谓历史面目其实更多是为其时史家与后世集体的智慧创造。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们所通读到的历史资料不一定真实可信，但不可否认这些记载通常更具有影响世人的积极意义。较之枯燥单薄的简史，我们往往能从这些虚实相参的饱满历史作品中寻找到更多取鉴意义。正如本文有关朱公的传奇故事虽然于史难征，但这些故事却能让后人从中挖掘不少影响久远的精神及文化价值，其中包括朱公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洒脱旷达的处世精神，独立健全的人格精神，勤劳致富及无私奉献精神，更有所谓“商圣”精神，总之，不同人群总能从中开辟出不同的精神文化价值需求，并使其不断地得到扩展延伸。

举个例子，自《越语下》《越世家》一出来，范蠡激流通退，潇洒泛舟五湖的艺术形象何其深入人心，它的出现给了我们后世读者一种精神上的强烈吸引，致使历代文人争相以之为诗词创作的主题，多少以范蠡旷达放浪精神为主旨的诗词横空出世，岂不正赖于《越语》与《世家》的天才创作？尤其到了当今之世，经由历代文人加工重塑出来的诸如“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迹高尘外功成处，一叶翩翩在五湖”的更加形象饱满的朱公形象及内蕴更是成为了多少负重前行之人的精神桃源。连笔者都忍不住遐想，人生百年过客世间，若能如陶朱公般放下一切泛舟五湖，浪迹天涯，岂不快哉美哉！若能再得一知己相伴，此生又死而何憾！正所谓：

半世倥偬半世空，何妨散发吟朱公。

韩江舟头纵浪化，惘乃不顾与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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